刘沐芸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深圳市先行示范区专家库医疗组 专家 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主任 “ 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生物产业的发展并为之感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40年前的几件事情一窥究竟,看看技术、资本与政策如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形成了美国如今的生物科技产业格局。” 1 领先的科学技术成果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斯坦福大学Paul Berg“利用重组DNA对核酸的基础研究”,以及哈佛大学Walter Gilbert、剑桥大学Frederick Sanger的核酸测序研究。当委员会选择了Sanger和Gilbert的测序研究成果,就必须选择重组DNA才会完整;从Berg及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在这一块的决定性奠基作用就不会有人质疑了。1980年12月2日,美国专利局授权两名科学家“产生生物功能分子嵌合的过程”专利,也就是重组DNA(又称Cohen-Boyer专利)。一个是斯坦福的Stanley N. Cohen, 一个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Herbert W. Boyer。我没有查阅有关这个专利的公开报道,但毋庸置疑,这项专利技术奠定了接下来20多年生物产业和生物研究的技术基础,并至少为其发明人带来了4亿美金的财富。 2资本市场的助力在斯坦福教授共享了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几乎同一时期,一个成立只有4年的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登陆纽交所,该公司的核心技术就是刚获奖的重组DNA技术。开市的股价为35美金/股,随即冲到88美金/股,当天收市报价为71美金/股。Genentech IPO的成功,为其他初创的生物科技公司打开了一个上市募资的筹资方式,开启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繁荣之路。 资本参与了对专利的定价,赋予知识产权资本属性。斯坦福作为Cohen-Boyer专利的管理方,获取了专利收益的15%作为管理费,剩下的则平分给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 虽然这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知识产权确权的重要性及其募资职能,但Cohen-Boyer专利的交易定价却给成果转化与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本参与方式。仿效斯坦福大学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学校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机制,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校知识产权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工作。至今,美国已经有200多个校知识产权办公室,专门负责梳理校内教授研究成果,包括成果评估、知识产权处理与商业化等。 3 产业政策的配套出台1980年10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Jimmy Carter签署了Stevenson Wydler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 Wydler Innovation Act)。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回应“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无法商业化”的隐忧。该法案鼓励美国国家实验室成立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Offices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来鉴定哪些技术具有商业化的潜能,并对社会发布一些可以公开的政府资助技术清单。卡特政府支持该法案出台,部分原因还在于技术的商业化受控于政府。 不过,虽然美国国家实验室掌握了许多生物科技核心技术,但该法案并没有成为孕育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温床,不过该法案的确成为国家资助技术可以商业化的一个标志。 […]